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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术-新中国美术史中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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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定文化自信、建構國家形象,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中心的主題性美術創作成為美術界關註的焦點。一系列國家美術創作工程的陸續發佈實施,對於主題性創作的橫向拓寬與縱深發展起到了有力推動作用,如2005年至2009年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2011年至2016年的“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2017年推出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等。此外,2018年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的“真理的力量——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主題展覽”,組織國內優秀藝術家創作了24幅馬克思主義題材中國畫和油畫作品,以視覺藝術創作的方式紀念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在各類主題創作項目工程的引領帶動下,當代主題性美術創作呈現出推陳出新、拓展領域和理學雙證的特點與傾向,也將新時代的主題性美術創作引入全新發展階段。

新中國的成立,需要新的文藝作品,需要適應時代與社會的新風格、新樣式、新機制。新中國成立初期組織的幾次大規模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與研討,形成了一種創作機制,並直接促進了這一題材美術創作的發展。1950年,中央美術學院完成了文化部下達的革命歷史畫創作任務;同年2月,中國美協機關刊物《人民美術》雜誌發表了題為《為表現新中國而努力》的發刊詞,隨後組織召開了“歷史畫座談會”。

史實藝境的緊密關聯廣義上的“歷史畫”及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應符合三個前提條件:其一是“史實”的客觀敘事;其二是“史境”的藝術表現;其三是“史識”的價值判斷。歷史題材繪畫的“史實”借“史境”的敘述而生動完滿,繼而向觀者傳達“史識”價值的建構。這既需要藝術家對於歷史事件有宏觀和感性的把握,又需其在具體的創作中進行跨越時空的藝術轉換與情節設定,通過作品來展現藝術與歷史的雙重真實。

圖設計:蔡華偉《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14日08 版)

家國情懷的藝術建構近代中國的民族危難與救國圖強的民族意志,奠定了新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價值取向。從更為閎闊的歷史視野來看,這一取向既延續了20世紀上半葉文學藝術界“走出象牙塔”的思想導向,更充分實踐了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強調的藝術創作立場問題,同時增益了新中國成立對於知識分子的鼓舞與激發,以及“人民的新文藝”的內涵。

以這一時期中國畫為例,田黎明《碑林》與楊力舟、王迎春《太行鐵壁》,以充沛的情感和細緻的筆墨描繪革命先烈形象,以象徵性手法表現革命歷史人物與事件,獲得題材與形式感的統一,呈現出畫家對革命歷史的深沉思考;在藝術表現上,畫家採用嚴謹寫實的造型手段,具有雕塑感的肌理取代了抒情性的線條,構圖形式也具有很強的形式意味。許勇、顧蓮塘、趙奇連環畫《嘎達梅林》,邢慶仁中國畫《玫瑰色的回憶》等,也是這一時期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時代佳作。這些作品共同呈現出一個現象,即新時期美術創作對於革命歷史的理解和表現方式發生了相應變化,特別是中青年美術工作者都以充滿個人風格和飽滿情感的藝術語言,試圖完成對固有創作形式的突破。

新中國美術史中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經典作品,已經深深鐫刻在民族記憶和時光長廊中。它們既凝聚了家國情懷的親和與深沉,也蘊含著民族精神的偉大與莊嚴,每一件作品如同一個綿延生長、常看常新的生命體,持續釋放藝術表達的溫度、力度與深度,隨著時間積澱不斷煥發出迷人的光彩。迴首凝望,70年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是一部表現社會發展變化的藝術史、一部新中國本土造型藝術語言的演進史,更是一部由視覺圖像匯聚呈現的中國革命史。

在表現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美術創作中,董希文油畫《開國大典》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經典視覺意象,併在造型藝術語言層面樹立了油畫民族化的風格典範。鐘涵油畫《延河邊上》描繪了寧靜壯闊的陝北黃土高原上,革命領袖與平凡民眾並肩而行的背影,這一場景也成為幾代人對於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老百姓軍民一心的溫潤記憶,油畫家艾中信曾撰文評價這幅作品“深入挖掘了毛主席和革命群眾之間的血肉關係這一主題思想的最重要之點”。而石魯中國畫《轉戰陝北》中對於毛澤東形象的詩意描繪和“以一當十”的敘事手法,更為典型地展現了中國畫以形寫神與含蓄寫意的表現傳統,及其在現代情境中的融匯與延展。

風格觀念的重要創新改革開放以來,表現民族集體記憶和革命歷史題材的美術創作仍然不乏時代佳作,在創作手法、形式風格與題材內容上的多元化拓展,呈現出具有探索性和創新性的藝術新象。

70年來,一代代美術家將家國情懷、革命意志與歷史觀照相結合,留下諸多令人難忘的經典名作。近期,中國國家博物館組織召開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館藏新中國美術經典作品集》工作研討會,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創作了革命歷史題材時代經典的重要作者悉數在座。撫今追昔,以圖像敘事承載歷史書寫、展現革命歷程,在今天愈發展現出巨大的藝術感召力和社會影響力。這些經典作品昭示,圖像可以證史,藝術更能從歷史事件的場景再現中,鉤沉與傳承國家民族的歷史文脈,通過藝術家個體視角詩意地還原歷史真實,以更好地理解當下、面向未來。

在這一進程中,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從以往較為嚴肅的創作姿態,轉換為更加平易親和、蘊含個體情感的表達。例如,馮遠《世紀智者》、唐勇力工筆畫巨制《新中國誕生》等中國畫,都在葆有個人藝術特色的同時,顯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與史詩風格。與此同時,表現題材與繪畫本體語言領域也有所拓進與延展,如聞立鵬《紅燭頌》、靳尚誼《瞿秋白》、沈嘉蔚《紅星照耀中國》、沈堯伊《遵義會議》等油畫,無不是從藝術家個體對於革命歷史人物的感知出發,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和特定歷史場景,引發幾代人情感共鳴。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組織了四次大規模的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由此產生和保存了一大批經典作品,油畫如詹建俊《狼牙山五壯士》、林崗《獄中鬥爭》、艾中信《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靳尚誼《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董希文《百萬雄師下江南》、胡一川《前夜》、全山石《英勇不屈》、羅工柳《前赴後繼》等。20世紀60年代前後,葉淺予《北平解放》等中國畫,也是反映革命歷史的時代佳作。1961年6、7月間,中國美協在北京召開了三次“革命歷史畫創作座談會”,主要討論革命歷史畫的題材與創作手法問題,與會者的普遍共識是,要表現好這類題材,關鍵在兩點:一是立場,即對史實的正確理解;二是藝術處理,即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作者為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造型藝術的語彙錘煉、歷史敘事的視角聚焦,以及舉重若輕的藝術意匠,使新中國主題性美術創作在革命歷史的宏大敘事中,強化了藝術本體和人文精神的表達,將藝術家的個體感懷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紐系在一起。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題性雕塑作品中,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以既有民族風格、又具時代精神的藝術表現手法,構建了一闋深沉壯闊的視覺交響史詩。除了對於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宏觀敘事,新中國主題性雕塑創作還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如在群雕《收租院》創作過程中,四川美院主創團隊拜訪了民間藝人“蔡泥人”,並從城隍廟、羅漢堂雕塑中汲取傳統雕塑在人物性格表現方面的經驗。而雕塑家潘鶴名作《艱苦歲月》,則突破與超越了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容易陷入概念化、形式化的誤區,以富於感染力的人物造型和情節塑造,展現了艱苦歲月中紅軍戰士苦中作樂的達觀精神與美好浪漫的生命活力。